一是抚恤功臣。在封建王朝，封爵赐券是一种最高的待遇，皇帝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抚恤功臣，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需求。只要官员们将封爵作为一种异常尊贵的激励，那么这种措施就一定能极大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。

二是安定人心。对于朝堂中的官员来说，“丹书铁券”相当于一个“护心丸”，因为获得它就可以免罪，皇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，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笼络重要官员。

不过，整体上来说，勋爵的特权是一直处于缓慢减少状态下的。

比如在洪武朝，当时的宗室贵族以及功臣，虽然享有众多的特权，但与皇权统治发生冲突时则往往会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，法律在此时失去了过去原本的功效，勋爵们即使享有“丹书铁券”作为免死特权，但其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一样得不到保障，否则朱元璋怎能滥杀功臣？

而到了后来，尤其是嘉靖帝重申“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”以前，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标准，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决定，甚至还会受到权臣、宦官的影响——如正德年间刘瑾把持朝政，都督神英虽然没有开疆阔土的功劳，但是因为曾经贿赂过刘瑾，与刘瑾关系交好，便直接被封为了武功伯。

另外，在免死特权方面也有减少，特别是嘉靖以后，皇帝在颁发“丹书铁券”的同时，相比于国初的时候大幅减少了免死次数，并且虽然得以免罪，但是也少不了被处罚——免死在有些时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。

小主，

但不论如何，“丹书铁券”依然是“丹书铁券”，其效能还是巨大的。

武将手里拿着这玩意倒还无所谓，顶多就是战败的时候顶一顶，或者贪污、纵兵掠夺等事发之后拿出来顶一顶，确保脑袋不会搬家，其他大用没有。

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这东西，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。丹书铁券之上一般会直接写明一些特权，比如“除谋逆不宥外，其余若犯，免尔本身一次，以酬尔功”。

武将犯罪以战败居多，通常对朝廷权力的更迭没什么关系，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书铁券来免罪？那几乎无外乎政争引起的权力更迭了。

换句话说，高务实要是拿到一块丹书铁券，那就意味着申时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够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机会，这机会也几乎白给——把丹书铁券上缴就完事。

找高务实一次机会就已经难于登天，申时行到现在还没看见影，还指望找他两次致死的机会？所以张诚说“将来元辅想要动他，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”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

归根结底，在于武将并非掌权派，丹书铁券在他们手里也就那么回事；而文官是掌权派，拿着丹书铁券基本上相当于多了一条命，这就太难搞了。(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书铁券特权以后。)

正是因为嘉靖的重申，到了天启朝的时候，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望着如英国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，这就是嘉靖以后丹书铁券威力的明证。

因为它的作用其实已经不仅是免死，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象征，使得“与国同休”真正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思想，形成了惯例，拥有了惯性，而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。

面对张诚如此直截了当的话，申时行沉默片刻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道：“此次西北之乱由其所平已成事实，无法挽回，为今之计，只能竭尽所能，阻止其顺利封爵耳。不知秉笔可有妙计教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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