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理周期？”小艳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难以置信的尖锐，“力量要求？这台机器是绣花还是搬山？！”她感到一股热血直冲头顶。

三年的技校生涯，她在满是油污的旧车床旁流了多少汗，受了多少白眼，才换来今天站在这里的资格。那些“女人就该打扮别摸机器”的嘲讽犹在耳边，如今换了个更体面、更“科学”的借口，就把她们挡在门外？

“看看这个！”小艳猛地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一支用了一半的上海霞飞牌口红。这是母亲在她考上技校时送的临别礼，几乎没用过。

她几步冲到旁边一台相对老旧的国产车床旁，在周围男工愕然和穆勒困惑的目光中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将鲜红的膏体狠狠涂抹在冰冷的铸铁床身上。粗糙的表面划拉着口红，留下歪歪扭扭却异常醒目的几个大字：“梅小艳 1986.11.7”——那是她第一次在车床上刻下自己名字反抗羞辱的日子。

“看清楚了！这就是你们说的‘不稳定因素’！”小艳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，但眼神却像淬了火的钢，“它能刻在这里，刻在我的尊严上！它妨碍我学习了吗？妨碍我修机器了吗？还是妨碍你们男人那点可怜的优越感了？！”

车间里一片死寂。

女工们看着那抹刺目的红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，有共鸣，有愤怒，也有担忧。

男工们面面相觑，有的尴尬，有的不屑。穆勒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他显然理解了这挑衅的含义。他对着翻译急促地说着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动了。

是周建国！他脸色铁青，不是因为小艳的反抗，而是因为穆勒那赤裸裸的歧视和厂领导唯唯诺诺的态度。他猛地抄起旁边工具箱里一把沉重的活动扳手，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，几步冲到那台崭新的提花机控制箱前！

“操他妈的德国佬！滚蛋！”周建国怒吼着，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绝望和暴怒。他抡起扳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向那个闪烁着绿色指示灯的精密控制面板！

“哐当——！噼里啪啦——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