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母站起身，从随身带来的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、厚厚的笔记本一样的东西，递给她。

“阿发听说建国的事，还有你在打听……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梅母的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带着一种千钧重量，“他说，他是棉纺厂最后一任工会主席，厂子散之前，有些东西……他觉得该留下来。”

小艳疑惑地接过那本厚厚的、边缘已经磨损的笔记本。

入手沉甸甸的。

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。

里面根本不是笔记本，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、用各种不同信纸、表格甚至烟盒背面书写后整理粘贴而成的——记录册。

泛黄的纸页上，密密麻麻、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。

记录的是历年来，棉纺厂大大小小的工伤事故、工人投诉、福利申请。而在许多条目的旁边，都用另一种略显潦草却坚定的笔迹，写着处理建议、争取过程、甚至部分款项的垫付记录。

小艳一眼就认出，那是周建国的笔迹！

她一页一页地翻下去，心跳越来越快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

【1990年8月，织布车间女工刘桂花，手指卷入机器，截肢。厂方以“操作不当”拒赔。周副厂长三次申请，垫付医药费300元。（附：刘桂花按手印收据）】 【1991年底，锅炉工赵大年，矽肺病加重，家庭困难，年货申请被拒。周副厂长挪用厂里废旧物资处理款200元，购置米面油送至其家。（附：赵大年妻子感谢信碎片）】 【1992年改制前夕，三车间集体抗议赔偿标准过低。周副厂长连夜起草补充补偿方案，被厂办驳回。记录：需再想办法。】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金额、甚至残留的票据碎片……像一幅斑驳却无比清晰的画卷，在她眼前缓缓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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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面，有周建国的妥协、他的无奈，但更多的，是他在那个僵化溃败的体制夹缝中，所能做出的、极其有限却从未停止过的挣扎和努力！

那笔六万七的挪用公款，在这本沉甸甸的记录册背景下，忽然呈现出一种无比复杂、令人窒息的悲剧色彩。

它依然是错误，是犯罪，无可辩驳。但它似乎……并非源于纯粹的贪婪和堕落。

小艳的视线彻底模糊了，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，大滴大滴地砸落在那些泛黄的、承载着无数卑微挣扎与渺小善意的纸页上，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

她终于明白，周建国那句“我欠的”，背负的究竟是怎样的重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