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不再仅仅作为周建国的妻子被询问，而是作为这个试图承载那些受伤生命的新生合作社的负责人，开始艰难地陈述。 “检察官同志，挪用公款是犯罪，我知道，国法如山。”她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，却努力保持着镇定，“但是……但是当年厂里情况复杂，有些历史原因……能不能……能不能请你们也调查一下，那些本该拿到赔偿却迟迟没有拿到的工人们？他们的苦难，是实实在在的啊！”

她从抽屉里翻出那些泛黄的、字迹模糊的工伤认定书复印件，翻出老张他们按着红手印的合作社章程，甚至拿出了省残联论坛的通知——她试图证明，有人在努力弥补，在试图从废墟里长出新的东西。

检察官接过那些材料，仔细地看着，表情依旧严肃，但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。

检察官离开后，小艳像是打了一场硬仗，浑身虚脱。

但她知道，这仅仅是开始。

周建国的案子，像一把钥匙，很可能撬动的，是整个棉纺厂改制过程中被掩埋的、错综复杂的遗留问题。

她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
她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询问，她要主动去收集，去证明。

她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，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，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，走访那些曾经在棉纺厂工作过、尤其是受过工伤、却未能足额拿到赔偿的老工人。

这个过程艰难而心酸。

许多家庭一贫如洗，病人缠绵病榻，家属怨气冲天。提起棉纺厂，提起周建国，很多人破口大骂，但也有人在骂完之后，陷入长久的沉默，然后抹着眼泪，从箱底翻出同样泛黄的工伤证明、医疗单据，甚至当年厂里模糊的承诺字条。

“有什么用呢？人都废了，钱也要不回来了……” “周建国？哼！他也有今天！” “小艳院长，你是好人……可这世道……”

小艳默默地听着，记录着，收集着。每一份证词，每一张单据，都像一块冰冷的砖，垒砌起那段沉重历史的证据之墙，也压得她心头越来越沉。

就在她四处奔波、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，悄然出现。

那天傍晚，她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回到康复中心，却见母亲梅母不知何时来了，正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，默默地看着炉火上一锅咕嘟冒泡的米粥。粥香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，带来一丝难得的暖意。

梅母没有多问，只是盛了一碗热粥递给她。小艳默默地接过，温热透过粗瓷碗传到她冰凉的指尖。

喝了几口粥，身上稍稍暖和了些，小艳才低声道：“妈，我最近……在找以前棉纺厂的老工人，问点事情。”

梅母拨弄了一下炉火，火光在她布满皱纹却依然沉静的脸上跳跃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平静无波：“今天……阿发来了。”

阿发？小艳愣了一下。那是母亲以前在学校工作时的老同事，一个老实巴交、话不多的男人，嫌老师工资低，凭关系后来好像去了棉纺厂工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