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完，他猛地转身，像逃避什么瘟疫一样，踉跄着，几乎是小跑着，迅速消失在车站广场更深的黑暗里，留下小艳一个人，僵硬地站在昏黄的光线下，站在寒冷的夜风里，怀里抱着那点微弱的希望，心里却压上了一块更加沉重、更加冰冷的巨石。

旧账，以这样一种决绝而惨烈的方式，被掀开了。

清算的时刻，终于到来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康复中心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和压抑。

周建国自首的消息，像一阵无声的风，迅速吹遍了每一个角落。人们窃窃私语，眼神复杂。

有人咒骂他活该，有人唏嘘感叹，也有人，比如老张，沉默地抽着劣质卷烟，半晌才叹口气：“唉，也是个可怜人……”

小艳强迫自己不去想周建国，不去想公安局、检察院那些她无法想象的程序。她把自己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疯狂地投入到合作社的筹建和省城可能带来的机遇中。

她拿着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，反复修改；她带着王大姐她们日夜赶制更多、更精致的手工样品；她跑去县里，壮着胆子找到那位传话的老干事，小心翼翼地问询省城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

她不敢停，一停下来，周建国那双绝望通红的眼睛，就会在她眼前晃动。

然而，清算的浪潮，并不会因为她的逃避而止步。

一周后，县检察院的人来了。两名穿着制服、表情严肃的检察官，出现在康复中心门口。

他们的到来，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水塘，瞬间激起了巨大的恐慌。所有伤员和家属都紧张地屏息凝神，看着小艳被请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。

问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检察官的问题细致而尖锐，围绕着那笔挪用的公款，围绕棉纺厂改制前后的混乱账目，围绕周建国的职务和行为。

小艳知道的并不多，许多细节周建国从未对她提起。她只能据实回答，同时，一种强烈的、想要为那些被亏欠的工人们做点什么的冲动，驱使着她。